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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升社长就文学新人培养问题答《北京日报》记者问

        54岁普通工人毛建军因中篇小说《北京人》而步入文坛(见《北京日报》2012年3月5日15版报道),他的“横空出世”,让人们对文学新人这个词有了更多理解和更多期待。同一天,该报记者就文学新人培养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可探索的方式,对我进行了专访----

 就文学新人培养问题

 答《北京日报》记者路艳霞问

 

1、《北京文学》发掘文学新人计划已进行了多久,最初出炉是怎样出炉的?具体是怎样的形式?

        杨晓升:文学能否发展繁荣,关键在人才。而人才的发现和培养,原创文学杂志一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是原创文学杂志的使命与责任,也是《北京文学》60多年来的光荣传统。当代许多著名作家的小说处女作均是在《北京文学》发表并由此走向文坛的,像浩然的《喜鹊登枝》、余华的《星星》、刘恒的《小石磨》、王安忆的《雨,沙沙沙》、张辛欣的《在静静的病房里》、张宇的《河边丝丝柳》、徐小斌的《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等等。而在《北京文学》发表小说成名作和代表作的著名作家更多,像邓友梅的《话说陶然亭》、《那五》,林斤澜的《头像》,陈建功的《丹凤眼》、《飘逝的花头巾》,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张洁的《从森林来的孩子》、《爱是不能忘记的》、《条件尚未成熟》,刘恒的《伏羲伏羲》、《天知地知》、《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刘震云的《单位》,刘庆邦的《走窑汉》、《鞋》、《信》,李杭育的《沙灶遗风》,阿成的《年关六赋》,荆永鸣的《外地人》,蒋韵的《心爱的树》,朱晓军的《天使在作战》等等。

        对有志于文学创作的人来说,最苦恼的事莫过于将自己的心血之作投寄编辑部之后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但这又怨不得各个刊物的编辑部,因为近十年来的邮资突飞猛涨,再加上人力的原因,几乎所有的编辑部都难以有能力给作者退稿并回信。更何况,处理自然来稿就像浪里淘沙、沙中淘金,需要长时间艰苦细致的劳动,没有足够的使命感、责任感,没有吃苦耐劳和甘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精神,是很难淘到金子的。因为大部分时间,你可能都徒劳无功。所以现在不少文学期刊都不审读自然来稿。

        自2001年《北京文学》改革改版以来,我们强调编辑部必须重视自然来稿,并建立相应管理制度:设专人接收每一篇自然来稿,一一登记、编号、统计,每月分发给每位编辑审读。编辑审读自然来稿的数量、质量及成果则纳入编辑每月的工作量和考核。而且,从2001年开始,我们还采取特殊措施,在《北京文学》上刊登启事,向读者郑重承诺:“只要在来信来稿的信封左下角贴上《北京文学》的原始标志并付足返程邮票,本刊将做到每信必复、每稿必回信并提出处理意见”,《北京文学》上的原始标志最初是每季度出现一次,后来因为稿子实在太多,原始标志改为每年出现两次。此举不但受到了广大文学爱好者的热烈拥戴,每月来信来稿在滚雪球般增长,而且《北京文学》改版后新设的“新人自荐”栏目,专门发表业余作者的中短篇小说处女作,配发作者的创作自白、照片和简历,同时刊发编辑对作品的短评,此举不仅创全国文学期刊风气之先,而且吸引了大批文学青年。
    …………

2 、如今有多少文学新人参与其间,他们的参与程度如何?能不能举例谈得具体一些?比如新人被发掘至今的状况,可以说说。

        杨晓升:“新人自荐”栏目每期发表的小说处女作,终于让一批怀才不遇的文学新秀陆续在《北京文学》崭露头角。这些小说处女作虽然内容和风格各异,但都不同程度上显示了年轻作者的文学才华。其中,由此成长的代表性作家有:
  雷立刚:四川成都市人,在《北京文学》2001年第1期发表小说处女作《六根手指》之后,已先后在《青年文学》、《天涯》发表了一批中短篇小说,著名文学评论家李陀还在《天涯》杂志为雷立刚发表了专题评论,2003年他创作的长篇小说还在网易网站获得了长篇小说大奖;
  司  雪:北京中医医院宣传干部,在《北京文学》2001年第9期发表的中篇小说处女作《幸福与伤害》,出版之后也受到了读者的广泛好评,并被《健康生活报》连载,近年来又先后在《北京文学》发表中篇小说《早熟的春天》,报告文学《医患之间的战争》和《温暖心灵的魔术》等,其中《温暖心灵的魔术》被全国其他报刊广泛连载、摘载;
  尉  然:河南青年作者,在《北京文学》2002年第5期的小说处女作《李大筐的脚和要小筐的爱情》,则登上了中国作协的权威刊物,被《小说选刊》作为重点作品转载和推介,而后其中短篇小说散见于全国文学杂志,小说集入选中华文学基金会选定的“21世纪文学新星”丛书;
  王秀云:在《北京文学》2004第11期发表中篇小说处女作《玻璃时代》之后,已经发表中篇小说《水晶时代》《返青》《从未如此爱过》多部,作品曾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选载,出版长篇小说《出局》。
  常  芳:山东济南市人,在2006年第3期发表小说处女作《芳邻》,近年常任活跃,已经发表中篇小说《纸环》《告诉我哪儿是北》《阿根廷牛排》等十余部,作品曾被《中篇小说选刊》选载,出版长篇小说《桃花流水》;
  钟正林:四川德阳人,在《北京文学》2006年第9期发表小说处女作《斗地主》之后,近年创作活跃,《鹰无泪》《气味》《可恶的水泥》等一大批中短篇小说散见于全国各文学期刊,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多次转载,被雷达等评论家热情推介;

      毛建军:北京朝阳医院工人。在《北京文学》2011年发表中篇小说处女作《北京人》,被《中华文学选刊》转载,被北京一家影视公司买断影视改编权。作者的第二部中篇小说《虎烈拉》即将发表在今年的《北京文学》。

……

3、这些文学新人与成熟作家相比,有什么特质吗?或者说他们的长处何在?短板何在?

     杨晓升:与成熟作家相比,这些文学新人可能在写作技巧、文字成熟程度还稍有差距,但他们有自己的长处:对文学更加执著,更有激情,更有朝气和活力,文字更加鲜活,作品的内容大都更有生活气息和时代气息,因而读来也更具亲和力。但他们在文字、技巧和思想深度上还需要磨炼,需要向成熟作家学习。

4 、我们知道,一些出版社、杂志社都曾启动过文学新人拉力赛、文学新人活动等,但我们看到,文学新人往往还是被淹没掉了,如今在市面上活跃的,出版商争相抢夺的还是为数不多的那些成名作家,请您谈谈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杨晓升:我们正生活在商品经济社会。这些年一些媒体和机构虽然也举办过你所说的文学大赛之类的活动,也希望通过活动推出文学新人,但无庸讳言,类似的活动由于带有商业属性,或多或少都有炒作成分,为的是吸引公众眼球。因此,此类活动多少有些急功近利,组织者普遍缺少传统原创文学杂志所应有的社会责任、文学使命和长远的文学眼光,他们不愿意做持之以恒的、艰苦扎实的基础工作。更多的出版机构和出版商,只上紧盯为数不多的知名作家,不惜重酬抢夺他们的新作品,原因显而易见:名家的作品有较大的发行量,能带来较大的商业利益。而长期致力于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的工作,既辛苦而且带不来经济效益。

5 、您认为如今在文学新人选拔、培养上,是否存在值得注意的不尽如人意的倾向?

     杨晓升:就全国而言,可以说,当今绝大多数文学杂志社、出版机构、作协和文化管理部门,都希望看到文学新人的出现,口头上也时常喊得很响。问题是,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只想摘果不想育苗,他们忽视或不愿意做大量艰苦的、琐碎的、长时间的基础性工作,比方普遍缺少对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的方式、方法的长效机制的探索、建立、激励与保护,不少文学杂志只盯着全国为数不多的知名作家,不屑于审读自然来稿并从中发现文学新人;有些地方的作家协会则只为少数名作家服务,甚至看到外地某位新作家得了全国奖,就想方设法要引进(调动工作关系及解决户口迁入),美其名曰“引进人才”。殊不知,这人才是人家培养的,你花重金、用各种优惠条件引进,夺人之爱,人家并不高兴,何况以这种方式去摘人家的果实,也不算什么真正本事。如果大家都不愿意做基础工作致力于培养本地的文学人才,而仅仅凭借政府拨付的财政经费去抢夺数量有限的文学人才,文学新人靠谁去发现和培养?新人不能涌现,中国的文学何谈繁荣与发展?

6、在您看来,如今发现新人、促成新人成长的空间是否具备,如今还缺少怎样的氛围?比如在资金上、人力上、机制上,还存在哪些困难?

     杨晓升:我们有幸生活在改革开放年代,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日益富裕的同时,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又通过了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的决议。可以说,文化和文学的春天已经全面到来。毫无疑问,我们已经具备了有史以来发现和促成新人成长的最好条件与空间。就文学创作的现状而言,文学的精品力作虽然主要有赖于优秀的实力派作家的创作,但文学的未来与发展却有赖于文学人才源源不断的发现与培养。这道理就像中国男子足球,因为缺乏广泛坚实的群众基础,也因为中国足球管理体制相对落后的原因,中国男足这么多年总是踢不出亚洲,只能在蜗居国内自娱自乐。我以为,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应汲取中国男足的教训,要更加重视群众性基础工作。首先,各地的作家协会和文化管理部门不能急功近利,要两手抓,一手抓名家力作,另一手抓新人培养。既要重视名家,又应大力扶持文学新人。政策和资金上要两头并重,全力支持。其次,要建立和完善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的体制和机制,各地的文学期刊和作协家会,在力推文学精品力作的同时,要以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为己任,致力于文学新人尤其是本地区文学新人的发现和培养,并将此项工作业绩纳入本部门的管理与考核。文化管理部门不仅要奖励新人新作,还要奖励在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方面业绩卓著的编辑等相关人员和相关部门。但就目前的现状而言,在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方面,各地的文化管理部门普遍重视不够,也缺乏切实有效的措施。同时,资金、人力上投入远远不够,机制上更缺乏有效管理与保障。

7、在培养新人方面,是否还有什么值得尝试的帮扶措施,这方面杂志社是否还有新的考虑?

      杨晓升:虽然《北京文学》多年来在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方面做出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如果条件许可,力度还可以继续加大。比如,如果资金条件许可,我们要加大人力物力投入,努力善待所有来信来稿,无论采用与否,争取对每篇自然来稿都能回复审读意见;同时,对有培养潜力的作者进行不定期的短期培训,邀请资深编辑、知名作家和评论家进行讲课辅导;对发表后在读者中产生良好影响并引起文学界关注的文学新人,组织研讨会进行研讨和推广。但客观地说,就我们现有的财力和物力,这些工作我们还难以做到。

8、您认为文学新人对当代文坛的意义何在?对文学的意义何在?培养其成长意味着什么?

      杨晓升:文学新人是文学繁荣与发展源泉与动力,没有文学新人源源不断的涌现,文学无疑将成为无根之树和无源之水。无论是无根之树还是无源之水,终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丧失活力并逐渐死亡、枯竭。而文学新人的涌现,离不开伯乐的发现、培养与扶持。所以,在发现在培养文学新人之前,政府应该在公共文化投入方面,培养和建立一支强大的文学伯乐队伍,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生活与工作条件,激励、奖掖优秀伯乐,提升伯乐的生活地位和社会地位,建立和完善伯乐成长的环境、工作制度与管理机制,是各地文化管理部门当然亟需完成的重要课题。

2012年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