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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建军:写完肚里装的故事,就不写了

来源:北青网

       普通工人的小说处女作《北京人》引发关注———

       “原创的”、“当代的”、“北京的”,当北京对这样一部作品翘首以待时,中篇小说《北京人》闯入了公众视野。
       这部《北京文学》编辑王秀云从自由来稿中选出、编辑部几个人把手写稿一字一字敲入电脑的小说,让众多读者“感动得一把鼻涕一把泪”,“把文学圈惊着了”。
       “当真善美被当作陈旧的价值标准搁浅于当代精神的浅滩,当后现代和伪后现代作品呈现社会意识的诸多斑斓图景,我为自己能遇到这样一篇充盈着人间温情的朴素作品而深感幸运。”北大中文系博士师力斌在自己博客里写道,重读《北京人》,仍然热泪盈眶。
        这部小说的影视版权,现已被电视剧《李春天的春天》制作方买走。
       《北京人》的作者,叫毛建军,1958年生于北京,现为朝阳医院推氧气瓶的一名普通工人。
       推完氧气瓶回到东五环小家的他,会用纸笔写下自己的思考:“纠结一个人是不是北京人实在显出我们的鄙陋,尊重每一个鲜活个体的存在应当是为人的基本品德。”

    ■“写给我媳妇儿的”

      “这是一篇有生命汁液的小说。”师力斌说,《北京人》具有“与生活无缝对接的姿态”,让他觉得“小说始终在活着,活在大地上,活在质朴生活的人群里,活在我们对于精神世界最沉静、柔软、丰富的诉求之中”。
       其实,《北京人》讲述的只是一个平淡无奇的故事,里面是“一个叫美顺的山里姑娘远嫁京城后卑微又坚忍地抗争姿态、一个阿甘式的男人纯真质朴又温润妥帖的款款爱意、一个家庭为了让儿媳和孙子成为北京人所承担的一切磨难”。
      “我这小说,就是写给我媳妇儿的。”在朝阳医院的侧门和拜访他的记者握手时,毛建军说,“自己没啥可说的”。塑造了一个阿甘式男人的他,说此前自己没看过电影《阿甘正传》。
       毛建军曾写过一篇名为《谁是“北京人”》的“自白”。“我是北京人,妻不是。她如小说中的美顺,从东北嫁到了北京。十几年过去了,我依旧是北京人,她依旧是外地人,她还没熬够当一个北京人的条件。”“其实,我更感谢我的父亲。他的出生地是山东掖县,不到16岁就外出干木匠活。到过长春、沈阳、天津、北平、太原、大同。很幸运的,1948年的时候,他再次来到北平,熬到了新中国成立,娶了亲,生下我们兄弟姐妹。否则,我不知会是哪里人,也可能会有另外一个家。”
       在毛建军家,记者见到了比他小十多岁的妻子张华,“小红帽”管庄站的一名报纸投递员——今天,她会把自己丈夫的故事,亲手递到部分《北京青年报》读者的手中。

    ■“没有了这些不是北京人的北京,还会是现如今的北京吗?”

      “我做梦都没想到。”说笑起来很爽朗、把家里打理得很利索的张华,1995年经别人介绍和“大龄男青年”毛建军相识,1997年结婚,现在已有一个12岁的女儿。
       说起对彼此的第一印象,张华说,“老实厚道”;毛建军说,“就觉得两人能过到一块儿”,“以前总没有合适的。”处过一阵子后,张华除了发现“他从不说人闲言碎语”、“说到做到”,还发现他爱买书和报纸,“走到哪儿,买到哪儿。出去玩,提前买好报纸,揣兜里。不走了,一屁股坐下,掏出来看。大家要走,起身,不看了。”
       正是因为认识了张华,毛建军开始留意到大量来北京的外地人——因为外地人的生活状态,已经和他息息相关——“2005年初,北京户籍政策有了人情化的更改,才使她终于挤进了北京人的行列。”。“工作后,相继接触过很多工友、朋友,细谈之后,如我这样的北京人十之八九,荫着父一辈,或爷一辈、祖一辈的光成了北京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竟如凤毛麟角,即便是公认的最能表现北京人喜怒哀乐的老舍先生,细究之下,也算不得北京人,尽管先生家居北京的时间已经足够长!有一个不可能的臆想:没有了这些不是北京人的北京,还会是现如今的北京吗?”
       毛建军在“自白”中写道:“我想:纠结一个人是不是北京人实在显出我们的鄙陋,尊重每一个鲜活个体的存在应当是为人的基本品德。生活中如美顺、长生者比比皆是,他们是我们这个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石。一切的不如意都不能摧毁他们的自重。无论是当权者、当势者,尊重他们,又何尝不是尊重着自己呢?”
       之所以在纸上写下《北京人》开头“那一年,美顺16岁”,是因为女儿出生后很多年不再写的毛建军,有一天忆起一段还没从建外大街拆迁搬到管庄时的往事。“好像是在122公交车站。两个外地人在等车,一个北京人过来揪着他们就打。旁边人问他为什么打人,他的理由让我至今难忘,他说‘就看外地土老冒儿’不顺眼。”写完《北京人》半年后,毛建军看到了温总理的讲话:让我们的人民活得有尊严。
       毛建军说,《北京人》尽管是写给媳妇儿的,但女主人公的故事中,只有“卖报纸”这个细节是属于张华的,别的全是“张华们”的。

    ■“以前只做过发表小说的梦,没做过改编电视剧的梦”

      当《北京人》在《北京文学》2011年第7期刊出之前,毛建军的文学梦已经做了几十年了。
      小时候,毛建军就喜欢看书。张华说,第一次进毛家门,“满墙满墙的书”。
      他也写。上世纪八十年代,努力做着文学梦的建筑工人毛建军,经常投稿。“屡投不中,就渐渐放弃了。女儿出生后,看书都少了。直到她大了些,我才慢慢缓过劲儿来。”
      看到自己零买的《北京文学》杂志上有个“新人自荐”的栏目,写完《北京人》的他,“想试试这个吧”。
      毛建军是幸运的,因为《北京文学》还保留着看自由来稿的传统。
      当小说被杂志刊出,毛建军很高兴,拿到朝阳医院氧气组的工友面前“显摆”了一番。工友杨绍旭对记者说:“我们都觉得脸上特有面儿,工人里也有会写小说的呢。”张华也给毛建军丈母娘打了电话:“他写那么多年没白写。”
      之后,他写得频了。
      更让毛建军没想到的是,不怎么看电视的他,小说影视改编权,被拍电视剧的买走了,还得了六万块钱。“以前只做过发表小说的梦,没做过改编电视剧的梦。”他连购买公司的名字都记不住。“只记得,我去那签合同时,他们给了我《李春天的春天》的碟,说是他们做的。”电视剧制作方提出让毛建军写剧本时,他拒绝了。“我也觉得自己傻。但没有那个金刚钻,不揽那个瓷器活儿。”
      看毛建军一在家休息就写,张华担心了。“一家人得平平安安的。他老熬夜。他本来就比我大很多,用脑过度弄个半身不遂,我还得伺候他。多陪我们几年,比什么都强。人要名气干什么。”
      《北京文学》编辑告诉记者,毛建军又有一部作品要发表了。“写的是我父亲的事儿。我真希望是四月登,清明,我想‘烧’给他。写完我肚里装的故事,我就不写了。”